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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铜器工艺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类相对独立，自成体 系的类别一金铜佛造像。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古代印度，最初的原始佛教 是不主张造像的，一者因为释迦牟尼不主张造像;二者原始佛教徙 认为释迦是超乎凡人的至圣，是不能以普通人形象来描述的。因 此,当时只是以佛足、菩提树等形象来象征佛陀的存在。直到公元 前一世纪左右，才出现了真正的佛的形象造型。-般认为，佛教于东汉明帝时〈58—75〉传人我国，而佛教造像在我国亦始于东汉之 时。
在西域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中原的造型艺术，特别是青铜器 艺术巳累积了深厚的经验。虽然在此之前的青铜铸造品不是专供 崇拜和祀奉的偶像，但是各种泥塑俑、木刻、石刻乃至铜铸人物形 象的技巧和观念都已相当普遍和成熟。因此，当佛教思想及艺术 传人中原时,必然很快产生了由西域佛造像改装了的中国佛教造 像。 所谓金铜造像，一般应指铜质鎏金的佛教造像，但实际上未鎏金的铜佛像，也往往被学者和收藏家们列入金铜造像的范围中。 金铜造像同样也起源于印度，东汉之时传人我国。从铜质上讲，应 包括:青铜、黄铜、红铜和其他合金铜。金铜佛像的尺寸范围很大， 文献记载应有巨像、大型像、中型像、小型像，但是由于战乱等，大、 中型像存世很少且均已有归属，目前我们所能见到和有可能被收 藏的主要是小型金铜佛造像。 据史料记载，中国佛教造像始于东汉桓帝时，但早期的造像因 没有实物而无可多论。我国汉地造像中较早的一件佛像，是1956 年在湖北武昌莲溪寺出土的鎏金铜饰件上所刻一尊释迦牟尼佛立 像，佛像立于莲花座上，有肉髻，有圆光，裸上身,下着裙，腰系飘 带，莲座两旁各有莲花一朵。因为在同出土的一件铅地券上，题刻 有“吴永安五年”铭文，所以这件佛像的下限应是永安五年口)。 因为这件佛像刻于鎏金铜带饰上，所以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金铜 佛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全面发展的时期，西域与中原的 僧侣交往频繁，许多西域造像随着僧侣们的背囊抵达中土。而这 时期传人的人乘佛教经典，又大大称赞造像功德，甚至认为只要造 像就可以成佛得道，这对信徒们大造佛像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加之这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把对和平、安定、富裕的希望寄托在对佛的崇拜上。因此，这时期的佛教造像大为普及起 来。这时距佛教的传入时间还不长，所以基本上承袭了印度的犍 陀罗和秣菟罗风格。所谓犍陀罗风格，是指在古印度犍陀罗地区 产生的造像艺术风格，这是一种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佛教造像风格。 其最大特点是神情森严，发型作波浪式，眼眶深陷，上眼睑突出，鼻 子高挺，嘴唇较薄，五官分明,具有希腊、罗马人特征。衣著为通肩 袍服，衣褶间让人产生衣料的厚重感。而秣菟罗风格则是指在古 印度的中心地区产生的印度本土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特点是髻 大面圆，嘴唇较厚，为印度人脸形，衣著右袒，薄如披纱，与古印度 的“药叉”造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造像总体给人感觉是典雅朴素和庄严神圣的。 隋唐两朝，南北统一，国家富庶，人民安乐，整个民族朝气蓬勃。 富强的国力让人们不再追求虚幻 的东西，而开始肯定现实，追求真、 善、美。这也影响到佛教造像，即 开始追求一种健康而成熟的审美 情趣。如果说魏晋南北朝造像表 隋阿弥陀佛嘯 现的是抽象的精神世界，那麵 臓細廳有生命力和美感的 血肉之躯，所以称这一时期为我国佛教造像的成熟时期，一般以武 则天时期为界，分前后二个阶段。前期的造像继承了北齐、北周造 像的技法和风格。唐代后期的造像是隋唐造像的真正成熟期，实 现了理想化和^现实化的完美结合。唐武宗“会昌灭法”及此后的五 代战乱使佛教传播遭受挫折，造像自然也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后 周世宗柴荣于显德二年，下诏裁汰佛教，废寺院三万三百三十 六所不算，还令民间铜器、佛像输官，化铜铸钱。因此这一时期的 北方佛教造像大受影响,金铜造像几乎不见,仅苏州博物馆有虎丘云岩寺塔出的几件金铜佛像，可作为参考。 在五代北方佛教受到打击的同时，南方相对平安的政治和发展的经济，给以后宋代南方禅宗的发扬弘大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禅宗是我国佛教宗派中最为中国化的一个教派，它注意内省,轻视偶像崇拜，造成佛、菩萨造像数量大减。加之宋人的审美又倾向注重写实，所以宋代佛教造像题材以罗汉和祖师为主，出现了大量的三百罗汉、五百罗汉、十八罗汉像，这些罗 唐思维像汉像犹如神态各异的僧侣的写真。 辽和金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都是由原来的萨满信仰转而崇佛的。两代的统治者一方面想吸收汉族的文化加强统治而大力推崇佛教信仰，另一方面又将自己民族的豪放习性和审美情趣融人佛教的造像风格中。这时期的造像面相大致承袭了陏唐的风格，只是更丰满一些,两肩宽厚，身躯很饱满，上身较长，给人以伟岸的感觉。辽代铜造像多莲座，均为束腰大辽莲嫌式，莲花饱满肥硕，舒展自如，花瓣尖向外有力翘起，呈现怒放的形态，与隋唐枯瘦单薄的莲座相比更挺拔美丽。由于宋、辽、金时期造像注重泥塑像、陶塑像和木雕、铁铸像，金铜佛像相应减少，更显珍贵。 元朝时期，西藏地区归附中央政权，藏传佛教传入内地，并在 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推广下迅速发展，在当时各种宗教中独占鳌头， 兴盛无比。蒙、藏民族的生活均以游牧为主，因此在藏传佛教的造 像中有很大部分是便于携带的金铜佛像。在藏传佛教传人中原之 时，大量蒙、藏民族的金铜佛像和制作工艺也传人中原，使自唐之后沉寂多时的金铜佛像艺术得以复苏，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元代 的造像艺术主要来源于西藏，而西藏的造像艺术又长期受到印度、 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区造像的影响，其风格与中原原有造像相去 甚远,被当时人称为“梵式”或“西天梵相”,独具特色。其面相非中 国人形象,而是两眼上钩，鼻梁突出，高乳大臀,细腰扭曲，上身多 裸体。其造像题材也较汉式繁多,包括佛、菩萨、明王、度佛母、护 法神等等各类密宗神像。从材料和工艺上看受克什米尔影响的造 像多以黄铜铸造,眉眼、衣纹部分有嵌红铜或白银的现象，俗称“古 格银眼”,多数不鎏金。受尼泊尔影响的造像则多用红铜铸造，鎏 金并镶嵌宝石，莲座多仰覆莲座,有的上下加珠连纹,莲瓣较大。 当然元朝也有汉传造像,是继承和发展宋、辽、金传统的,但面相、 头饰、服饰则更蒙古化,有的甚至戴上了蒙古贵族妇女的姑姑冠。 明代统治者继承前朝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藏传佛教继续在中 原流行，其造像艺术一方面仍流行于世,另一方面影响着汉传佛教 的造像。从面相看,多数上宽下窄，头部很大，肩薄腰细，整体显得 刻板和僵直,装饰繁缛。汉式造像以佛像和观音像居多,观音多头 披斗蓬，或持瓶，或送子，形象端庄稳重。藏式造像则仍是题材繁 多，制作精良。有的汉式造像用铜不如藏式造像,经几百年后,锈 蚀现象严重,而多收藏式造像,鎏金明亮，金光闪闪，富丽堂皇。藏 式造像在明代又可分为内地铸造与西藏铸造二类，西藏铸造的有 黄铜造和红、黄铜并用的，多数嵌绿松石、珊湖及青金石，有的面部 鎏金或貼金，造像头发往往上色，佛、菩萨用蓝色，明王、护法则用 红色或橘红色，整体造型古拙抽象,护法神和明王面目凶忿可怕。 而以永乐款、宣德款为代表的官方造像则很规矩精美，虽也是以西 藏造像为模本’却更讲究精细，无论是宝冠、幔珠、眉毛、胡髭都很 图案化，规矩写实。无论铜材还是鎏金均用料讲究,历经数百年金 水仍闪亮不脱落，多刻款往往有“大明永乐年施”,“大明宣德年 施”等款识,有的在鎏金以后再刻，所以刻款多是黑色的。其莲座的特点是莲瓣排列密，莲瓣瘦，唇沿卷曲，有点像菊花瓣，看上去有一种流动感。 清朝也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同样由萨满崇拜改信佛教，所以藏传佛教在淸代仍为宫廷推崇，特别是乾隆时，甚至到了皇帝以活佛为师、跪而受灌顶的程度，所以清代金铜造像除了有汉地原有风格的佛、菩萨像外，受西藏风格影响的藏传佛教造像占了很大比例。这类造像仍是丰乳大臀，长脸高鼻，眼向上钩，多细腰女身。同时由清宫赐西藏的造像在清代流人西藏很多，宫廷造像的模本虽来源于西 清白度佛母像藏，但其严谨、规矩和汉化了的风格同样又逆而影响西藏，深受广大蒙、藏人民的喜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特别是乾隆时期，由于国力的强盛和皇帝对宗教的崇奉，不仅大量造像，而且用料精良。康熙时的特点是仿永乐的基本造型，但莲座上的莲瓣加大，仰覆莲中间加珠连纹，且衣饰双带垂直于座前。乾隆造佛像面呈“国字脸”，因用料好,所以上手后感觉特别的沉重，清代晚期造像则较轻小，不规整，缺乏大家风范。 |
